第十一章 回师中原

 《解放战争全记录第三卷》

  45.重建大别山根据地

  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,进逼蒋介石,从黄河逼到长江。国民党军在一个月追踪刘邓的作战中,在商丘、郑州、徐州之间疲于奔命,不仅损兵折将,一而且让刘邓跳出围追堵截留,跃进大别山。蒋介石对此咬牙切齿。

  在三支大军南下之初,蒋介石错误地估计解放军是“立足不定,被迫流窜”,并在军官会议上自作聪明地分析了刘邓大军“流窜”的原因。

  及至南征大军完成战略展开,并严重威胁其战略要地时,他才意识到毛泽东的真正意图。国民党惊呼:刘邓“窜抵大别山,企图于大别山区建立根据地,与陈毅、陈赓两匪部互相呼应为祸中原,并希图破坏我津浦、陇海及平汉南段交通,阻断长江航运,复可渡长江,蹂躏江南各省,东向威胁首都,西向威胁武汉,该匪不灭,后患无穷”。

  蒋介石不认为自己判断失误,把刘邓的南进看成是“J匕渡不成而南窜”,而当顾祝同调兵在沙河一线堵截时,他又越级指挥,令其返回原地,致使围堵落空。而对这一切过失,蒋介石从不自责,只指责下面各级指挥官指挥不力。他在给参谋总长顾祝同的一份电报中指出:“各部队行动,迟慢不前,屡失良机,任匪军平安渡过淮河,进入大别山,此为我军人之最大耻辱。各级司令官、部队长只知稳扎稳打,云集一团,未能区分纵队,不敢超越追击匪军,向来无显著成果,何能消除匪患,挽救危亡。兹特严令申诫:如再任匪军逃遁而至平汉路以西,各级部队长、指挥官决以纵匪、祸国害民论罪。”

  蒋介石不甘心卧榻之侧有人打扰,更不情愿在中原战场再输老本,为此成立“国防部九江指挥部”,由国防部长白崇禧坐镇九江指挥,调集33个旅,其中10旅由进攻解放区的前线调回,以徐州、西安部队牵制解放军侧翼两军,作战略配合,采用分进合击战术,“全面扫荡,彻底肃清,不使分聚”,向大别山展开了大规模围攻,以求将刘邓消灭或困死在大别山中。

  然而刘邓坚定信心要在大别山站住脚。走在用生命和鲜血开辟的大别山上,刘伯承和邓小平不时相互会心地看着,不断重复着一句话:“蒋介石输了他第三步棋。”但是,他们也预计坚持大别山斗争将面临许多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困难。

  大别山富饶而美丽,这里山野茂林修竹,松杉蔽日,金桂飘香,果木交映,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。但是,多次遭到国民党残酷迫害的群众,在思想上产生了一种惧怕,唯恐解放军来了再走,因此一开始对刘邓大军敬而远之,村镇里到处房屋倒塌,没有炊烟,没有鸡犬之声。偶尔在山涧石壁和庙宇、祠堂已经斑驳的墙上,看到当年红军、赤卫队等书写的标语:“苏维埃政府是人民的政府”“巩固苏区”“打土豪,分田地”“没收地主豪绅土地,分配给穷人耕种”。

  刘伯承、邓小平开始研究战略展开的新任务,下发了(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)的重要指示:“分兵发动群众,集中以应付敌人”,全心全意地、义无反顾地重建大别山根据地,并与兄弟兵团配合,全部控制中原。

  8月30日,刘伯承、邓小平向部队发出指示:“我军已胜利地完成渡过淮河、进入大别山的任务。敌人的追截计划完全失败。今后任务是:全心全意地、义无反顾地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,并与友邻兵团配合,全部控制可能点。”

  第二天,他们召开了直属部队连以上干部会,进行扎根大别山的动员,会上,邓小平作了题为《目前形势和任务》的报告。他满怀豪情地宣布:“我们已到大别山,完成了战略任务的第一步,把蒋介石逼退了一条线。党中央说我们是英勇的行动。我陈谢兵团已挺进陇海西线,向伏牛山前进。这样,便以大别山、伏牛山、鲁西南(陈粟)形成一个犄角之势。在这战略态势下,我们解放中原,把蒋介石逼退一条线,是有充分根据与条件的。”

  在分析了胜利条件和困难,明确提出了任务后,他号召大家:“重建鄂豫皖解放区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,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。我们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,解放区一定要建立起来,困难一定要克服。共产党员的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、越团结。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,我们一定要站住脚、生下根。”

  为了完成上述的战略任务,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乘敌主力被甩在淮河以北,大别山区极为空虚的有利时机,迅速实施战略展开。命令第3纵队三个旅在皖西,第6纵队两个旅在鄂东,迅速抢占中心地区,肃清民团,发动群众,开创根据地。

  在刘邓大军实行展开时,蒋介石慌忙以23个旅的兵力跟过淮河,尾随直追,妄图乘刘邓立足未稳之际争夺大别山这个战略要地。9月初,国民党军第8绥靖区(合肥)的整编第46师进到六安、霍山地区,整编第58师进到固始、商城地区;郑州前进指挥所(信阳)张辍所指挥的整编第85师进到罗山。信阳地区,整编第10师、40师经宣化店沿公路向黄安、麻城前进;武汉行辕程潜所指挥的整编第65师,经平汉路进到黄安,整编第52、56师在信阳以南的平汉线和武汉外围就地分散,摧毁地方政权和后方机关。战斗力较强的桂系整编第7师和第48师,沿经扶、麻城公路向南寻找刘邓主力作战。

  刘伯承、邓小平针对这些情况,遵照毛泽东的电示,决心在目前几个月内,避开桂系主力集中力量歼灭中央系及滇军。他们确定先打战斗力较弱且比较孤立的滇军整编第58师,牵制桂系,掩护展开。9月,杨勇、苏振华率领的第1纵队和陈再道、王维纲率领的两个纵队主力和第6纵队一个旅,在商城、光山地区经过3次作战,歼灭国民党军8500余人,将国民党军的机动兵力全部调到了大别山以北地区,保障了第3.第6纵队在大别山南部的鄂东、皖西地区的战略展开,但是,由于对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不足,对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作用和艰巨性认识不足,作战指挥及行动不够迅速,同时缺乏在无后方条件下和山地、水田地带作战的经验,北方战士普遍不习惯南方生活,致使许多战斗打得很不理想。

  鉴于此,刘邓在白雀园王大弯司令部住地召开了全军旅以上干部会议,决定对部队的思想进行一次全面整顿,会议名称就叫“不握手会议”。

  这天,是秋日中少有的阴天,当各纵队指挥从各地汇集来参加会议时,只见刘邓首长表情严肃,不像以往那样亲热地同大家打招呼。

  会议一开始,邓小平政委就单刀直入地说:“今天开的是不握手会议,原因大家应该明白。”

  接着,一他谈了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任务,谈到部队作战和工作的现状,并严肃地说:“越是在困难的时候,高级干部越要以身作则,鼓励部队勇敢地歼灭敌人。我们既反对在条件不可能的时候轻率地去作战,更要反对在条件可能的时候不敢勇敢地去作战。部队必须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,因为能否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,关系到我们在大别山能否站得住脚。全体指战员一定要牢固树立起以大别山为家的思想,坚决克服怕打硬仗、”纪律松弛等错误思想情绪。特别是领导干部,必须带好头。“

  刘伯承接着讲道:“创立大别山解放区,是我党我军正确的战略方针和确定不移的政治任务。要创立解放区,必须打胜仗歼灭敌人,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。这两个轮子是颠扑不破的真理。而推动这两个轮子转动的原动力,则是提高信心,加强斗志。全党全军愈认识自己的政治任务和光明前途,信心就愈高,斗志就愈强,这两个轮子的转动就愈快、愈畅,而创立解放区的进程就愈是突飞猛进。”

  最后,刘伯承强调指出:我们进到大别山,处于无后方作战,困难重重,但要有勇气战胜困难,特别是要打好仗。

  这次会议后,各部队领导干部带头,坚决向右倾情绪和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,大大调动了部队的积极性,增强了斗志,很快便使大别山北麓的作战局面有了改观。

  这时,集结在大别山北部的国民党军6个多师,妄图合击光山、经扶地区的刘邓部队主力。刘邓感到国民党军重兵聚集于大别山北麓,其大别山南麓兵力空虚,有机可乘。

  这时,中央军委于9月底发来指示:“鄂东北极端空虚,你们如能乘机迅速派兵攻占大别山以南,长江以北各县,必能威胁长江,分散敌人,开展局势。”

  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和中央军委的指示,刘伯承、邓小平作出了乘敌之隙,向大别山南麓展开的决定,以一部分兵力在大别山北部牵制和迷惑敌人,主力即摆脱敌人合击,乘虚出鄂东、皖西,寻机歼敌。

  进入大别山南麓后,刘邓指挥部队于10月上旬在发起张家店、歧亭、李家集之战,歼灭国民党军近2个正规旅,取得了进入大别山后在无后方依托条件下第一个重大胜利,摆脱了国民党军的暂时“围剿”。

  随后,刘邓大军南下鄂东、鄂南各纵队,乘敌兵力空虚之机,横扫分散孤立据点和土顽杂牌军,主力兵临长江北岸,并控制了黄岗至望江一段突出部。矛头直指向南京、武汉之间,直指国民党军长江防线的战略敏感区和要害。

  身在庐山的蒋介石,在江北的隆隆炮声中,日夜惶恐,生怕解放军渡江南进。急令第2、第3师从九江伸至江北岸的新春、黄梅,新编第十七旅在军舰配合下占领武穴。

  10月24日,又有新的情报:敌共有5个步兵团的兵力,正奉蒋介石的急令,由黄安、麻城一直在我们背后盯梢兼程前进对我追截,妄图把我们压缩到长江北岸的湖沼地带,包围歼灭。

  刘伯承命令进一步查清敌情,同时很有把握地说:“这是两个战斗力较弱的敌人,整编40师曾在平汉战役中遭受过我军歼灭性打击,这次孤军来追,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良机。”

  当查明追敌确系孤军弱敌,正从烯水东犯广济时,刘伯承形象地说:“老蒋的五个步兵团,真是送上门的大块肉。还是我们四川人称呼的‘臀尖肉’啊!我们是吃定了。”

  为了察看地形和选择战场,刘伯承特意登上了淆水附近的三角山。行进途中,刘伯承讲起关于狼咬人的故事。他说:“我们成都的乡下有一条坡路,狼专门候在那里,等推手车的人走到半坡时,就扑上去照准他的屁股吃一块肉。推手车的人可怜哟!车子是他的命,一松手就会掉下山坡;倾家荡产。这样,人想跑也跑不了,只好乖乖地让狼吃了一块肉。好大的一块臀尖肉哩。我们不做那种舍命不舍财的推车人。你们看,我们丢下坛坛罐罐,一身轻松来到大别山,至今连件棉衣都没得穿。为什么?就是为了让蒋介石把我们丢下的坛坛罐罐所有的包袱统统背起,然后再吃掉他!至于战术,有三种。第一,牛抵角;第二,马尦蹄;第三,狼的战术。牛抵角是笨拙的,消耗太大,两败俱伤。马呢?不管蹄于甩得多么凶,最终黔驴技穷,免不了被老虎吃掉。还是狼的战术最高明,就是我们四川的那种狼。”

  10月25日,刘邓得知国民党军已进至新春东北的漕河镇地区,遂决定把分造在长江北岸的部队立即集结,决心打个歼灭战,部署如下:10月26日上午9时许,国民党追尾部队前卫部队抵高山铺,与第1纵队警戒部队接触。警戒部队依计退到马奇山。

  此时,大雾弥漫,观察困难。国民党前卫部队错误判断刘邓部队兵力不多于是阻滞其前进,以掩护主力转移,便以少数兵力进行侦察警戒,控制沿公路的小山,主力仍继续向广济推进,一天之内,就放心大胆、趾高气扬地前进了60里。

  进到洪武山的国民党军,遭到第1纵队的顽强阻击,,被卡住前进的道路。双方展开激战,在洪武恼、界岭到李家、马奇山、淆(水)广(济)公路数十里的高山铺路段,炮弹横飞,枪弹如雨,成了一条火龙。

  当夜,国民党军整编第40师退守清水河,以第82旅缩守高山铺,不知不觉钻进了高山铺附近的口袋里。

  27日拂晓,第1纵队主力及中原独立旅共8个团的兵团,割裂了高山铺与清水河之敌,对清水河发起攻击。已进至清水河以东地区的第6纵队兼程东进,赶到高山铺以西,一部控制该地西南的安山,一部在第19旅的协同下,围歼第82旅。第2纵队第4旅,进至广济西南的许家铺、新屋湾地区待命。第3纵队当天也进到了凉亭河附近,准备扩大战果。

  国民党军发觉已被逐个分割,陷人重围,遂迅即抢修工事,集中兵力和火力,猛攻洪武恼和马奇山,企图抢占有利地形,固守待援。但都被击退。

  当天9时,刘伯承命令发起总攻。各路部队冒雨苦战,高呼:“扎紧布袋口,不让一个敌人漏出去。战至下午2时,国民党军1个师部,两个半旅共1.2万余人全部被歼灭。

  46.艰难的战略展开

  眼看着大厦将倾、覆灭不远的蒋介石,于11月初在南京国防部召集国民党统帅部成员,研究大别山作战问题,并发出了(对大别山剿匪军事的指示),决定再从进攻解放区的前线调回10个旅,加上原在大别山的23个旅,共33个旅的兵力,围攻大别山我军。整个围攻行动由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长白崇禧指挥。白崇禧于11月27日设立国防部九江指挥部,专事围攻大别山的刘邓大军。

  局势是严重的。但是刘伯承、邓小平从战略、战役的角度分析、衡量,认为敌人的疯狂,只是垂死挣扎、回光返照,实际上敌人已经没有战略进攻,只有战役进攻了。

  这时,一些人对胜利的信心产生动摇,有的甚至把国民党军这次围攻同蒋介石“围剿”苏区的往事相提并论。刘伯承耐心地对大家说:“我们不要形式主义地看问题,不要像我们四川人说的蚊子咬菩萨,看错了人。敌人对大别山的‘围剿’,虽然形式上敌众我寡,同对中央苏区的‘围剿”相似,但实质上则完全相反。过去的围攻,是敌人处于战略进攻,我处于战略防御的情况下进行的。现在却恰恰相反,敌人的围攻是我处于战略进攻,敌处于战略防御下进行的。我们早就说过,跃进大别山的战略意义,就是要吸引大量的敌人,我们吸引越多的敌人向我们进攻,我们背得越多、越重,对其他兄弟战略区进行大规模的反攻和进攻就越有利。我们应该越觉得光荣。不要忘记,全国上下是一盘棋啊!“

  毛泽东十分关心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,发来指示说:“大别山根据地的确立和巩固,是中原根据地能否最后确立和巩固的关键,足以影响整个战局的发展。因此,南线三军必须内外线紧密配合。由大别山的刘邓野战军主力坚持现地斗争,由华东野战军和陈谢兵团向平汉、陇海线展开大规模的破击作战,寻机歼敌,调动和分散围攻大别山的敌人,直到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为止。”

 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,晋冀鲁豫根据地及时增调了第10、12两个纵队到大别山来,还派第11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的10纵队护送来一批新战士和伤愈病痊归队的指战员,带来大批弹药、药品和银元,对粉碎国民党军的围攻起了重大作用。11月27日,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率第12纵队到达大别山,与刘伯承。邓小平等会合。大家战地相逢,分外高兴。31日,王宏坤率第10纵队也来到了大别山。

  12月上旬,刘伯承、邓小平决定采取内线与外线配合的作战方针,迅速实施战略再展开,在大别山立足生根,提出了“敌向内,我向外;敌向外,我亦向外”的部署。以第10、第12纵队西越平汉路,分别向桐柏、江汉两地区展开。将野战军指挥部一分为二,并以野战军司令部后方指挥部、中原局和第一纵队北渡淮河,向淮西一线展开,扩大根据地,发展游击战争,担负外线作战任务。以野战军司令部前方指挥部和第2、3、6纵队留在大别山坚持内线作战。

  在谁留在大别山指挥部队坚持斗争问题上,刘伯承与邓小平发生了“争执”,两人都提出要留下来,以承担更重的担子。

  刘伯承说:“我留下来比较好。”

  邓小平则说:“两副担子,哪个也不轻。更何况我人年纪比你轻,身体也好,适合留在大别山。”

  刘伯承说:“年轻,光年轻也不见得合适,还是我留下好。”

  邓小平说:“你有影响力,敌人害怕你,你到淮西指挥全局,这也是从实际出发嘛!”

  这两个朝夕与共多年的战友,都非常关心对方,也很尊重对方。因此,经邓小平这么一说,刘伯承不再坚持己见了。他说:“警卫团都给你留下,我带一个排就行了。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,我带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。”

  邓小平接着说:“分开以后,我们对上对下行文,还用‘刘邓’的名义。”

  就这样,邓小平与李先念、李达留下了,刘伯承同张际春带部队离开。

  分手那天,邓小平冒着雪风给刘伯承送行。他们都不上马,并肩步行,一坡又一坡,一程又一程。尽管他们把分兵后可能遇到的问题都研究过,但都像还有一肚子话要说。刘伯承担心,一旦敌人发现有部队转到外线去,邓小平身边的斗争形势会更加险恶,于是又一次提出坚决把警卫团给他留下,并叮嘱李达特别注意政委的安全。邓小平则要刘伯承保护“心灵的窗户”,晚上少用眼睛,并再三嘱咐管理处,无论如何要给刘伯承准备一盏煤油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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